少林寺管理处7月27日发布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通报以来，“释永信”三个字拖着整个佛教界在互联网上狂奔，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引起了社会上对正常寺院和僧人更多的指摘，致使佛门蒙羞，佛法修行成为恶搞的笑柄。作为年过古稀的僧人，虽久经历史风雨的考验，我也忍不住深感痛心。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党和政府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则，相信党和政府会“依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对释永信事件还原真相、依法处理。中国佛教协会及时跟进，坚决拥护和支持对释永信的依法处理决定，7月28日按程序注销释永信戒牒；8月7日在官网上刊登《天下称第一 是禅不是拳——当代少林寺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为少林寺正本清源；同日在官网刊登《坚持以戒为师 推动我国佛教健康传承》文章，重申“以戒为师”，呼吁佛教界“勇于面对、深刻反省，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彰显了中国佛教协会作为全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的担当。

回看释永信出家至今的历程，我也算是见证者，个中端倪，不管曾经如何风光，都早已注定了释永信被法律和戒律审判的因果必然。直面这些历史的真实，对四众弟子是参照更是警策，痛定思痛，不枉在修行的路上白走一遭。

释永信，俗名刘应成，1965年出生，安徽阜阳颍上人；父母信佛，兄弟姊妹五人。由于家贫，少年辍学的他四处闯荡，谋求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改变命运；1981年16岁的刘应成就从安徽来到少林寺，因缘成熟让他成为改革开放后为数不多的一位青年僧人，依少林寺时任方丈行正法师习武修禅，法名释永信。借着行正方丈的信任，释永信在佛教界经历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工作，也吃了很多苦，但他未能将这些经历转化为“逆增上缘”，助力修行，所犯的错误却比一般的僧人多。

后来，从行正方丈要求对释永信因为偷拿法卷、自诩方丈、野心渐露而予以迁单的信件中就说明了这一事实。从行正方丈介绍的情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释永信到少林寺出家以后，老方丈对他也是比较信任的，经常帮助老方丈办一些事情。而且当时为了使少林寺早日贯彻落实宗教政策，眼盲的行正方丈去登封县城，舍不得花三角五分的车票，一大早带着释永信爬上寺外拉水泥的货车下山；出远门，出发前就买20多只烧饼，带在路上充饥。他不舍得住旅馆，带着释永信经常睡澡堂子，甚至直接睡在火车站的躺椅上。当年，北京的中国佛教协会对面有家澡堂子，洗澡带睡觉一共一块钱。释行正每次去北京都住那里；几年下来，澡堂子的工作人员都熟识了。

▲1920年的少林寺

只是到了后来，释永信的思想不像以前那样，特别是行正方丈住洛阳治病期间，释永信拉拢一些人寻衅闹事，对外宣扬自己是“二当家”，而且这个思想基础已有几年之久，但是因为行正方丈眼不方便，没有及时发现……回看当时的情形可想而知，少林寺落实宗教政策初期，寺院只有十来个僧人，其中一个还是眼盲的行正方丈，一个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的名誉方丈德禅法师，还有一个半身不遂的素喜大德，真正年轻力壮的只有释永信几个青年僧人，释永信又是方丈释行正的嫡系徒弟，份量在寺院当然比较突出。

尽管在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特别是在赵朴老与中国佛教协会的直接推动和关心下，少林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很快得到了贯彻和落实；而在那青黄不接僧才奇缺的时代，释永信也不但在少林寺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

特别是1987年行正方丈圆寂后，释永信先后创立了少林慈善基金会、少林武僧团，组建了少林书画研究院和中华禅诗研究会，创办了《少林禅苑》杂志，一时间使少林寺名动一时。特别是释永信陪行正方丈多年到北京有关部门跑上跑下的人脉关系，开始发挥了作用。

在释永信多次争取和积极表态下，中国佛教协会批准他1999年8月20日在少林寺升座；中国佛教协会报请朴老赠送了释永信书法卷轴《禅》，还请了当时禅门耆宿深圳弘法寺90多岁的本焕老和尚到少林寺为其升任方丈送座。由于当时少林寺行正老方丈对释永信不宜作为接班人的遗信还在起着作用，尽管当时参加升座的诸山长老不少，我也应邀参加了升座庆典，可氛围非常奇怪。本来方丈升座是寺院的大事因缘，是光明磊落、喜庆吉祥的！可那天不知为什么，本焕老和尚到半夜才到法堂给永信送座？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释永信在仪仗队的引导下进入法堂后，人还没升上去就转身往回走，急得本焕老和尚自己走上去，对着麦克风喊“永信法师请上来”。释永信升座成为了在佛教界我所参加的升座活动中唯一的一次半夜升座的庆典。可不管怎么样，随着释永信1999年的升座，也成为了他合理合法正式掌舵少林寺的重要节点。

释永信升座后，一开始为了抵制旅游公司统一管理少林寺景区的活动，维护少林寺的有形无形资产不受伤害的合法权益，还是尽心尽力与之抗争的。可是到后来、在“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影响下，释永信却将少林寺包装成五花八门的商业文化、商业项目，在国内外到处开展活动和演出。这些活动不但使释永信名利双收，而且加剧了宗教商业化与佛教文化传承的矛盾。所以2017年国家宗教局等12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各级党政干部要严守政策法规红线，不得支持参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但释永信并没有从根子上受到触动、有所收敛。而且从1989 年到1999年的十年间，武僧团表演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累计演出超过500场，单场演出收入也从最初的几千美元飙升至10万美元。这些收入尽管为少林寺的修缮提供了资金保障，但与此同时，过度商业化运作导致少林寺逐渐偏离宗教本质。

然而，随着少林寺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和商业化运作的逐步深入，争议也接踵而至。1999年释永信升座方丈后，老僧人批评他“过于折腾，将寺庙搞得如同集市一般”，社会更有人指责“少林寺越来越商业化，丧失了出家人的本分”。

少林寺所出现的佛教商业化，特别是武僧演出大过佛法修行问题，很早就引起了赵朴老和中国佛教协会的深切担忧。1992年4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视察少林寺时，曾在慧可求法的“立雪亭”前肃立良久，当场吟出五言绝句一首：“大勇立雪人，断臂得心安；天下称第一，是禅不是拳。”赵朴老解释道：“少林寺被称为‘天下第一名刹’，靠的是它的禅而不是拳……

但由于释永信和少林寺经济实力日渐壮大，后来风头更是遍及海内外，所以他也越发得意忘形，朴老对他敲的警钟他不但没有听进去，而且爱党爱国爱教也只成了他的口头禅，没有落实到他的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丧失自己作为僧人的底线，不珍惜中国祖庭少林寺方丈的身份，野心极度膨胀，试图构建超越党和政府管理的个人形象。哪还有出家人讲因果、讲发心、讲慈悲智慧、老实修行的僧格所在？

释永信不过是云云出家众的一员，如果离开了千年少林寺这个祖庭，他到底是谁？有人说他为少林寺的发展有大功劳。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我国的佛教文化和寺院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传佛教寺院经济从空白到恢复，逐步走向繁荣，寺院数量已达3万多所，许多寺院已经基本具备适应现代社会的运行模式，为佛教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汉传佛教寺院亦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道场建设、组织制度建设、道风建设、佛学院教育、社会弘法和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服务发展大局方面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所以正是依靠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释永信不但成为了少林寺的方丈，并靠着少林寺祖庭的厚重历史和得天独厚的优势，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也做了很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事情。但他忘了一句话，忘记了是少林寺成就了释永信。

然而他不感恩报恩，反而与出家的初心背道而驰，而受到现在的联合调查，遭到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所以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从曾经都穿过和尚衣的僧面出发，希望释永信好好接受调查，向国家、向人民、向佛教界与少林寺衷心忏悔。同时我们作为寺院的僧人，更要从释永信身上引起警醒、汲取深刻教训。

痛定思痛，作为佛教一份子，我认为当下最要坚持好的：

一是要坚持好佛教中国化的方向，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弘扬好佛教的优良传统和人间佛教的思想。以五戒十善净化自己，四摄六度利益众生。尽管不是每个僧人都可以达到高僧大德的标准，但必须老老实实的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真正把全面从严治教，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要求落到实处，切实提升好佛教界的修行素质。

二是必须肃纪正风，依法开展宗教事务，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要做到切实可行、真正落到实处。

历年来，中国佛教协会所制定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不可谓不齐备，制度的严肃性和威慑力显而易见。本来按照《中国佛教协会汉传寺院管理办法》规定的要求，住持任期只能任满两届不能超过三届。但释永信从99年升座到现在26个年头了，如果届满就按期离职或调离，也不至于后来严重商业化乃至家族化管理，而违法乱纪却得不到制止。

有鉴于此，佛教事业要得以健康传承和发展，我们四众弟子从释永信接受联合调查的深刻教训中，应该有所启示：

第一必须将高举“五个认同”、爱国爱教的旗帜，圆融于坚持好佛教中国化的方向和弘扬好人间佛教的思想之中；

第二必须将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的佛教优良传统圆融于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自觉行动之中；

第三必须将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圆融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之中；

第四必须将佛教“以戒为师”的清规戒律圆融于依法办教的原则之中；

第五必须将佛教“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早离苦”的慈悲济世的菩萨精神圆融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

第六必须将与时俱进的佛教思想建设圆融于弘扬和实践的中华优秀文化之中。

只有这样，我们佛教徒才能践行好“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大愿，坚定不移地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2025年8月10日